原本市場預期，歐美央行可望自年中開始降息，但日前，歐央行雖一如預期降息1碼，卻不忘宣示貨幣政策仍傾向緊縮；在此同時，即便美核心消費物價指數符合預期，但還是有官員認為，唯有繼續維持高利率才能順利達成2%通膨目標。

無可諱言的是，過往的美聯儲升息，為的絕對是通脹，1980年代的石油危機如此，近幾年來的供應鏈斷鏈危機是如此；且事後證明，美聯儲也的確能依託持續性升息去抑制市場過剩資金，進而控制物價上漲。

惟今年以來，美聯儲的降息步履確實走得有點蹣跚，因為梳理近20年美通脹壓力四階段演進後發現，隱身這波全球最大惡性通膨背後，明顯存在美政府長期戰略考量，以致美聯儲已無法再依循過去模式，依賴持續升息去抑制物價上漲。

第一階段：陸世界工廠角色為全球迎來低通脹

自2001年大陸加入WTO起，以大陸為首的中等收入經濟體，對全球出口貢獻從15%躍升至近三分之一；同時伴隨勞動密集產業，從先進經濟體朝新興市轉移，陸世界工廠角色不僅壓低歐美進口產品價格，也為全球迎來至少20年的低通脹盛世。

數據顯示，自大陸加入WTO後，美CPI年增率自3%以上區間，快速下滑至美聯儲所預計的2%合理通膨目標；在此同時，受雷曼金融危機所引爆的美經濟大衰退影響，2%通膨目標自此為此後十年美CPI指數年增率的天花板。

從1980年代至美財政部長葉倫卸任Fed主席時的2018年，共歷任四位美聯儲主席。值得玩味的是，此20多年左右期間，美基準利率隨四位美聯儲主席的身高，依序從上世紀80年代的10%以上下滑至0%左右水平；同時OECD等先經濟的CP|年增率，也在大陸加入WTO後呈逐年下降走勢。

第二階段：美對中加徵關稅，進口物價急劇上升

美國際貿易委員會報告指出，美對中加徵關稅，付出代價的其實是美進口商與消費者。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估算，經川普四次加徵關稅，美對中進口商品平均關稅大幅躍增至19.3%，且表面上，看似美對中加徵關稅，但實際上，90%左右稅負均係由美本土零售商及消費者自行承擔。

以2018年首先開徵的鋼鋁產品進口關稅為例，加徵後，美確實降低對陸進口依賴，但美鋼鋁產品價格反分別上漲2.4%及1.6%；另受美對中加徵關稅及疫情期間供應鏈斷鏈所引爆的關鍵電子元件缺貨之影響，美計算機、半導體和音視頻等產品進口價格漲幅甚至高逾25%ㆍ

理論上，美對中加徵關稅，墨西哥、印度及東南亞等地區的進口替代應可部分緩解陸進口商品漲價效應，但因彼等地區的基礎建設並未臻完善，加上缺水、缺電及土地與人工成本的逐年攀升，以致前英國央行行長Charles Goodhart會悲觀表示，此輪的高通脹恐將持續達數十年之久，因為全球勞動力短缺時代已經到來。

第三階段：疫情、地緣政治及熱錢等的推波助瀾

回顧這波40年全球最大通膨，先是有大陸疫情剛擴散時的低基期效應及復產復工後的報復性需求，為全球通膨埋下萌芽種子；接著又有美元大貶及2020年下半年歐美疫情所催生的宅經濟需求，以及供應鏈（海運）瓶頸等問題的火上加油；最後，各國央行為應對疫情所祭出的直昇機灑錢政策，讓熱錢炒作成為壓垮第一波全球惡性通膨的最後一根稻草。

市場原以為，隨美元升值、經濟解封後的供應鏈瓶頸問題消除，或將有機會出現通膨緩解契機；但好景不常，受俄烏戰爭影響，貴金屬、石油、天然氣及半導體製程所需特殊氣體價格不斷飆升，再次推升全球第二波通膨的進一步升溫。

綜上所述，這波始自於2021年的全球最大通膨，不免兼具低基期效應、疫後報復性需求、搶建庫存風潮、美元貶值、半導大廠火災停供、供應鏈瓶頸、熱錢流入炒作及地緣政治危機等特殊性，因此大幅提高美聯儲依循過往模式，依託持續性升息去抑制物價上漲的困難度。

最終篇：成也美國，敗也美國

此前，全球供應鏈各安其位、完全互補、共存共榮，因為美國主導全球產業標準與訂價話語權，再將低附加價生產環節，委外給新興市場企業在大陸代工，因此造就近20多年的全球低通脹盛世。

而今，陸企低價且高性價比產品的出海競爭，完全打破了長期以來，由美企所一手主導的全球供應鏈遊戲規則；倒逼歐美等先進經濟體，為確保本土企業的長期競爭優勢，不畏進口物價上漲風險，紛對中進口商品加徵關稅。

於此同時，種種跡象顯示，美政府為其全球長期戰略考量，尚無意在短期內立即解決或緩和，近幾年來在俄烏及中東等地區所接續發生的地緣政治問題。

凡此說明，為何美進口商品及全球包括石油、天然氣及糧食等大宗物資與航運運輸價格遲遲無法穩定下滑？為何已困擾全球金融市場至少三年的通脹問題遲遲無法落幕解決？為何美聯儲已兵強無用武之地，繼續依託持續性升息，去抑制物價的進一步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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