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19
張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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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僅因大陸經濟放緩便將矛頭指向關稅,恐怕過於簡化。近年來,儘管對美順差占比下降,但在新出口產業、市場與中間品替代下,整體出口與順差反而持續擴大。相較之下,受人均所得與結構性差距限制,消費難以迅速接棒;真正拖累動能的,反倒是房地產投資下滑與資本外流。在此背景下,5%左右的成長率,或許更接近大型經濟體的現實常態。
上周四大陸公布前11月貿易順差首超萬億美元。再次說明,我們不應把陸經濟不佳矛頭指向關稅衝擊;當然還是有論者會認為,巨額貿易順差純拜消費低迷、進口萎縮所賜,並非出口大幅增長。姑且不談本土產業崛起所形成的進口替代效應,受人均收入不高及貧富差距影響,消費本就很難立即接棒成大陸經濟增長主驅力。
行筆至此,必須先說明的是,與市場看法不同、獨樹一格絕非本意,只想藉此提出一些誤區,並梳理出誰才是近年陸經濟增長放緩的最大拖油瓶。
2018年陸對美貿易順差2,758億美元,整體順差占比65.29%,由此可說明為何川普會認為加徵關稅大陸經濟肯定受重創,川普2.0一開局立馬加徵更高關稅,甚至市場一談到陸經濟放緩就會將矛頭指向關稅衝擊。
近七年來,陸對美貿易順差確實大減,但拜新出口產業、中間品及新出口市場替代之賜,相較美加徵關稅前的2017年,陸不僅出口增長58.1%、貿易順差增長136.5%(年均增幅18.45%遠超GDP增幅三倍),商品貿易順差占GDP比重更從2017年的3.37%躍增至今年前三季的5.12%。
出口減進口(商品及服務貿易順差)係GDP支出面統計四大主要組成之一。鑒諸前述,陸商品貿易順差年均增幅19%、商品貿易順差GDP占比提升近2個百分點,因此委實不應再動不動就把陸經濟增長不佳矛頭指向關稅衝擊。
消費占陸GDP比重55%,與發達經濟體70%至80%占比相比,確實存在巨大成長空間,無怪乎市場會認為消費增長、陸GDP增長率肯定水漲船高。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如此論述表面上看非常合理,但卻完全忽略,中美兩不同經濟體之間的人均可支配所得得差距、貧富差距與不同所得水準下的商品價格水平差異。
大陸貴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去年底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卻僅美七分之一左右;同時大陸雖擁有高達14億人口的廣大內需市場優勢,但卻有近三分之二,即高達近九億的下況市場人口(月收入僅約人民幣5千元)必須仰賴低價商品消費,凡此說明,大陸才剛跨入中等收入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亦僅約人民幣3.4萬元。
在如此限制的條件下,要想最終消費立馬擔綱成為大陸經濟增長的中流砥柱,不僅期待過高也嚴重不符現實。
消費、政府及民間投資、商品及服務貿易順差係GDP支出面最重要的組成,如前所述,消費及出口已非經濟放緩主驅力,而去年的廣義基基建投資(政府投資)增速又高逾9%,因此能成為拖油瓶拖累大陸經濟的就只剩服務貿易及民間投資。
受外資投資減少及陸企廣赴海外投資的影響,陸跨境直接投資由2021年的順差轉為去年逆差3,190億美元(GDP減項);與此同時,2024年陸GDP續維穩定增長5.1%,但民間投資卻反向下滑0.1%。
值得欣慰的,拜民間製造投資10%增速之賜,扣除房地產開發投資後的民間投資增長仍高逾6%;有鑒於此,若不是外資直接投資減少、陸企廣赴海外投資,以及受始自於2021年政府大力整頓房價無序飆漲、房地產開發投資大幅衰退13.9%之影響,今年前三季的大陸GDP增速肯定可以從目前的5.2%,進一步拉高到6%至7%。
近十年來,除因疫情而異常波動的2020年及2021年外,美GDP增長率始終維持2%至3%,但卻很少看到市場天天聚焦談美經濟不佳,又為何要唯獨認為5%增長的大陸經濟非常不好?無庸置疑的,此前動輒7%至8%,甚至兩位數以上的高經濟增長期待絕對是關鍵影響因素。
1960年代美GDP增長率6%以上,2000年以前維持4%左右,但自美GDP總量正式突破10兆美元後,就很少再看到3%以上的GDP增長率;凡此說明,中高度經濟增長已非巨型經濟量體國家所能繼續享有的一種權利。
2014年陸GDP總量首破10萬億美元,GDP增長率亦自此從兩位數水平向下滑落到6%至10%區間;去年陸GDP總量高近19萬億美元,有了美國經濟量體愈大、GDP增長率反逐次區間下滑的他山之石,您認為大陸5%左右的GDP增速究竟算好還是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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