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比橘子

談大陸經濟發展我向來比較樂觀，並非因為天生死多頭，而是希望自己不要陷入蘋果橘子相比迷思，更不要用已市場化數十年的台美現在數據，去看待市場化才20多年的大陸現況經濟發展。

也就是說，當我們用台美現在數據去論斷大陸的儲蓄率全球最高，係因經濟前景不佳、居民不敢花錢時，可能忽略了，比起探討儲蓄率高低，比較哪個經濟體對經濟前景更有信心、更敢花錢，我們可能也應從台美經濟發展歷程，去分析及探討現階段大陸經濟是否正由生產出口導向朝內需消費方向轉型？以及在此轉型過程中，高儲蓄率在未來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究竟能發揮什麼樣的關鍵影響力?

儲蓄率在台美經濟發展過程 扮演關鍵性角色

若說，大陸近50%高儲蓄率，反應的是居民對未來經濟前景的憂慮與悲觀；難道，美國去年9月2.4%、自有統計以來的史上次低個人儲蓄率，就能代表美國人認為未來經濟前景一片大好？

儲蓄率的高低，原本反應的就只是個別經濟的經濟發展特色，說明此一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究係由內需消費(低儲蓄率)亦或由生產出口(高儲蓄率)來推動？再者儲蓄率高低，也會出現在個別經濟體的不同經濟發展過程中，顯示這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驅力是否正由生產出口導向朝內需消費方向轉型?

(一)搞好消費就能搞好美國經濟

上世紀80年代起，美進出口貿易即呈逆差狀態，因此美國一直以來採的就是以投資及消費為主要驅力的經濟發展形態，低儲蓄率、高消費GDP占比成美最重要經濟發展特色。

1929至1933年經濟大蕭條時期，美企業因產業前景不佳不願增加投資，以致當時的個人消費支出占美GDP比重快速拉高至80左右；二戰時期，政府及民間投資躍增，個人消費支出GDP比大幅下滑至50%左右；其後才因二戰結束快速回升至60%，並自2000年起一路走高，近幾年來穩定維持65%至70%間整理；因此，要分析美國，這種以消費為主要驅力的經濟發展形態，就得聚焦個人消費支出活力及相對較低的個人儲蓄率。

(二)搞定出口就能搞定台灣經濟

1951至1963年台灣處農業時代，居民所得不高、儲蓄始終未越20%水平、出口GDP平均占比僅9.6%；1960年代，確認以輕工業為主要驅力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出口GDP占比由1961至1972年平均的24.0%，上升至上世紀90年代的41.02%；2000年，台電子產業嶄露頭角一躍成全球科技產業生產重鎮，出口GDP占比向上大幅拉高至70%，因此確立台灣以加工出口為主要驅力的經濟發展形態。

簡單凱因斯模型認為，個人實質可支配所得增加，實質消費增加比例會遠低於可支配所得增加比例，因為消費者會將部分可支配所得以儲蓄方式保存下來；近幾十年來，台灣儲蓄率亦是在這種思維下，先隨出口暢旺個人可支配所得增加，由1963年的19.7%走高至1986年的40.28%；之後，因居民生活形態改變、消費意願增加，儲蓄率反轉下跌至2001年的26.69%；拜儲蓄率下降之賜，民間消費GDP比則由1980年代的55%至60%，向上拉高至1990年代的60%至66%。

不同於美國以消費為主要驅力的低儲蓄率經濟發展形態，搞定出口就等於搞定台灣經濟，隨出口GDP占比大幅拉高至65%~70%，近10多年來的台民間消費GDP占比始維持僅50%左右，也因此迎來40%左右的高儲蓄率。

大陸朝內需消費方向轉型 高儲率是福不是禍

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後大陸經濟起飛，一躍成世界最大工廠、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出口GDP占比由上世紀80年代的不及10%，大幅拉高至2006年剛加入WTO蜜月期時的30%，經常帳占GDP比重隨之躍增至10.6%。

加入世貿組織後，大陸經濟發展形態以生產及加工出口為主，拉動經濟增長主要驅力全部仰賴投資及出口；因此，有別於美國消費GDP占比至少70%~80%，2001至2014年的大陸平均消費GDP占比僅45.55%。

十三五規劃時期，大陸市場全方位對外開放，隨出口GDP占比自2006年最高時的36.04%下滑至近年的20；內需消費快速增長，與投資及出口並肩成為帶動大陸經濟增長三駕馬車，消費GDP平均占比向上突破50%大關來到53.3%，儲蓄率因之由2008年最高時的51.7%下滑至去年的46.2%。

因此，如果不要蘋果比橘子、只聚焦大陸儲蓄率高低，而是換個角度，從台美經濟發展歷程看大陸現在高儲蓄率；可能發現，大陸正挾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優勢，從台加工出口導向經濟發展形態，轉向美國以消費為主要驅力的經濟發展形態；如此一來，高儲蓄率反是福不是禍，因為唯有高儲蓄率才能代表民眾有多餘錢可消費、社會有多餘消費活力可激發。

是以，比起擔心高儲蓄率是否是因為大陸居民看壞經濟前景、不敢消費，我們可能更應慶幸，高儲率反而代表大陸居民已具備相當程度購買能力，接下來，就看大陸中央將採何經濟政策去刺激及釋放民間消費力，好讓大陸經濟順利從世界工廠朝世界市場方向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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